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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家庭，家中的价值观也是“心灵胜于物质”。我母亲是学校的咨询人员，父亲是精神科医生。他们相信我能够、也应该用智慧的洞察力来控制自己的感受。家里很少讨论情绪这件事，如果有的话，谈的都是该如何掌握或解决情绪。

我的记忆是从大约小学四年级开始变得清楚，那时我开始有自我意识。我母亲总是跟我说我既漂亮又聪明，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觉得自己又蠢又丑。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觉得自己让人失望。我没有被霸凌过，和潮酷的孩子相处融洽，但我总感到孤立不安。成年后，我了解自己感受到的是焦虑和羞愧。

在中学期间，我功课很好。每得到一个好成绩或一个奖，我的信心就会增长。我发展出一个信念：如果我努力工作，就会成功并被认可。随着每一次的成功和嘉许，我的不安感开始减轻。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的七年级英语老师让我们阅读弗洛伊德的书，我开始醉心于精神分析。

回想起来，这一定有助于我以一种使我有掌控感的方式来理解自己。我对精神分析的热爱在高中继续增长，直到我的朋友恳求我别再分析每个人。所以我遏制了自己提供免费（虽然没有人想要）心理分析的嗜好，转而大量广泛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数据。

到那时候，我决定跟父亲一样当医生。我喜欢，也擅长科学，决定从医，使我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在大三之前，我从未质疑自己走的路，但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医生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在大学里，我修了一门名为“当代精神分析”的课程。令我相当懊恼的是，我发现这其实是反弗洛伊德的女性主义课程。在学期的前半段，我端坐在这个专题讨论中，对抗十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对自己的立场充满信心，热烈论证为何弗洛伊德杰出而且理论令人信服。在大约五堂课之后，我意识到我的论点被忽略。事实上，我的同学提出了一些令我觉得极有说服力的扎实反驳和研究。我发现，如果我不是忙着辩驳，也许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到了课程的最后，我开始质疑一切，包括我父母的价值观和信念、我的社会和我的文化。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决定当医生。当时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了解到自己当医生的幻想与实现某种生活方式有关，而与想要悬壶济世无关。当我想象自己处理重病患者，必须对他们的亲人说明可怕的诊断结果时，我发现前景太艰难、太容易引发焦虑。我对这个责任感到生气。我不想每天处理这种生离死别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家里一直回避的话题。

我太害怕，以至于无法放弃从医之路，我迫切需要一个计划，否则我会迷失和失控。从小到大，我一直受到“尽量减少焦虑”的渴望所驱使。我做了大大小小的决定，目的都是让自己的人生有长期计划，以确保自己会快乐。我有许多在无形中加深的恐惧，我认为，如果保持现在的路线，有个好工作、找到好归宿，就可以避免这些恐惧，所以......我决定当牙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