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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是个离经叛道的人吗？”泰德．卡普查克盯着我看，我觉得他对此挺自豪的 。“我知道。” 我回答。不管阅读这位哈佛教授的任何资料，都很难不去注意到他不寻常的过往。事实上，从我们身旁景物的每个角落都渗出这样的氛围 —我们在他的住处兼工作场所，房子位于麻州剑桥市一条绿意盎然的小巷中。

进门时，他要求我脱鞋，然后递给我一杯伯爵茶。波斯地毯覆盖在木质地板上，一个巨大的黄铜茶壶骄傲地展示在大厅中。这里的装潢很典雅，有古董家具、现代艺术画作跟塞满书的书柜 —一排排印着金色中文字的精装书权充门挡，一旁则摆了《犹太人的衣橱》、《尼泊尔猎蜜人》等英文著作。我瞥了一眼窗外修剪整齐的观赏用花园，园中的绿叶及桃花精致而细腻，但或许更适合出现在日本吧。

戴着金戒指的卡普查克有一双棕色的大眼，黑灰色的头发上戴了顶黑色的无边帽。他喜欢引用过往的手稿里的字句。每当要回答问题时，都会停顿许久，同时皱起眉头。我请他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说一开始他是个学生，到亚洲学习中医。

他把这个决定归咎于“六○年代的疯狂。我当时就是想做点反帝国主义的事。”他也对东方的宗教、哲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想法很感兴趣。“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学中医的理由糟透了，但我当时不想跟别人一样，我不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在台湾跟中国大陆待了四年以后，他取得中医学位，回到美国在剑桥开了间小型的针灸诊所。他看过各种症状的患者，多数都是慢性病，他们会抱怨自己有疼痛、消化、泌尿及呼吸系统等问题。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他对自己身为一名治疗者的这个角色越来越不自在。

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拿手，或许太拿手了，他会看见患者突然痊愈，有时甚至还没接受治疗病痛就好了。“有患者一离开诊间就截然不同，”他说。“只因为他们曾坐下来跟我说话，然后我写给他们一张处方笺。我吓傻了，原来我有超能力。我心想，妈的，真是疯了。”

最后，卡普查克下了结论：他没有特异功能。但同时，他相信患者病况急速好转跟他开出的针灸或草药治疗毫无关系，而是有其他原因。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哈佛医学院跟卡普查克的诊所位在同一条街上。一九九八年，院方希望招募一名资深中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简称国卫院）成立一个中心，该中心专门资助替代疗法及辅助医学的科学研究。虽然跟国卫院现有的其他研究中心（例如癌症研究中心或基因研究中心）相较规模小很多，却可望成为哈佛新的研究资金来源。“医学院里了解中医学或其他辅助医学的人一个也没有，”卡普查克说。“所以他们雇用了我。”

然而，他没有直接去研究中医，却决定研究安慰剂效应，藉此试着找出为什么他的患者能够好得那么快的原因。贝内戴提感兴趣的是安慰剂效应在分子层面的影响以及机制，卡普查克则将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他所提出的问题包含了心理及哲学两个层面：为什么对疗效的期许能够对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安慰剂效应是否有办法拆解为不同的构成元素？身体的反应是否会受到诸如不同的安慰剂类型或医生的态度所影响？

在早期的试验中，卡普查克在两百七十名长期承受手臂疼痛的患者身上比较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安慰剂（分别为假的针灸跟假的药丸）的疗效。从传统西方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研究根本毫无道理。这种无效，那种也无效，把两种无效的治疗方式拿来比较，一般人都不会期盼看得到任何的差异。然而卡普查克的确发现两者有所不同，假的针灸比较能够减轻患者的疼痛，无效的药丸则较能帮助患者入睡。

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的难题—在试验中，安慰剂效应既难以捉摸，又转瞬即逝，效力很少完全消退，却又经常改变它们的面貌。安慰剂会依据不同的类型引发不同的效应，而且会因为人体健壮与否、症状以及文化而有所改变。举例来说，在针对某种特定溃疡疾病的试验中，对安慰剂药物有反应的患者比例，丹麦为百分之五十九，巴西却仅百分之七 。即使是同一种安慰剂，藉由我们听到的讯息不同，也会产生正面、负面或毫无影响等效果，而且效果可能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这种会不停改变的试验结果，使得安慰剂效应有了一圈光芒。要不是说这有点不科学，就是说这简直就是疯了。

但这一点也不疯狂。卡普查克说，这些结果真正呈现出的，是科学家长久以来都是从颠倒的角度看安慰剂效应。他说，刚到哈佛的时候，里面的专家学者跟他说，安慰剂效应“是一种由惰性物质所引发的效应”。这种形容方式很常见，但卡普查克斥其为无稽之谈。他指出，从定义上来说，惰性物质根本就没有任何药理上的效果。

当然，真正会产生疗效的，是我们的心理对这些惰性物质所产生的反应。不管是假的针灸或假的药丸本身都没有办法产生任何效果，但患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安慰剂，而这将导致他们的症状产生不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