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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菇很好吃，但要懂得分辨哪些有毒，哪些没毒。”大人声声告诫。

罗德娜还来不及学会怎么分辨毒菇，一家人就被拆散了，大人被送到营里劳动，不曾再回来过。红高棉通常用锄头处决犯人，因为子弹太贵。小小的罗德娜独自采了野菇，想吃又不敢吃，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吃土。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丧生，那是个老一辈不想重提、年轻一代不能想象的疯狂年代。

现在年轻人再辛苦就是到海外当家庭帮佣或是建筑工人，把小孩丢给老人带，却不见得把薪水寄回来。以前只能指望在泰国工作的儿子偶尔记得寄钱回家，罗德娜不用再痴痴等汇票了，她的香菇生意带来的现金流，起码不会让她和孙女挨饿。

比起下田，照顾香菇是很轻巧的活儿，不用除草下肥，也不需担心病虫害，连销售通路都不用伤脑筋，每天早晚摘两次，放在篮子里提到路上去，走没几步，自然有邻居买单，甚至客人常自己找上门。

罗德娜一开始对希望之芽的香菇脱贫计划也是半信半疑，一直到在砖窑场挑砖伤了背，全无进帐，才无可奈何加入，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援外计划往往缺乏长远规划，大多是短期的一头热，缺乏文化敏感度的援外工作人员无意间流露出的施恩态度，也往往让当地人消受不起。再者，就是对当地需求的无知。援外工作人员的经验技能不见得管用，人娇肉贵，食衣住行样样要人照顾，制造的麻烦远比帮助多得多。而且带来的援助不一定是当地人需要的。

“没水没电的地方，要计算机博士来教计算机做什么？”

“什么？ 你要来教小朋友英文？ 开玩笑，这时节我孩子要下田插秧，不然哪有稻子可以收割？ 没空陪你。”

所以当地人对援外计划，往往抱持着狐疑的观望态度，保守又退缩。希望之芽的当地员工也说：“就连我这个当地人一开始也很难说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