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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又改变了我的决定。我见到哥哥时，便说我想遵从上帝的旨意留下，听凭上帝处置；更何况，基于我说过的理由，留下来是上帝特别差遣给我的任务，我更是不能走。尽管我哥哥信仰十分虔诚，他听到我说这是上天给我的暗示，还是笑了。他一连举了几个他所谓的莽夫，说出他们的故事，说我正是莽夫。他说，若我因为病痛而行动不便，不能出走，那无庸置疑，的确是天意，应该遵从神的指引。毕竟，神既然创造了我，就可全权处置我。可是，如果只是因为雇不到马离城，或只是因为本该服侍我的仆人跑了，就认为是上天在暗示我不该走，那就太荒谬了。我可是身体健康，四肢健全，也有其他仆人，轻轻松松就能徒步走上一、两天，而且还能拿到健康证明来证明我完全健康，可以随意租马或在驿站更换坐骑。

他接着告诉我，在亚洲及他去过的其他地方（我哥哥是商人，我前面提过，他几年前才从里斯本回国），土耳其人和伊斯兰教徒因为自行其是，遭逢不幸；说他们奉行宿命论，认为每个人的结局早已注定，无法更改，因此毫不顾忌去恶疾流行之地，与病患交谈，就这么着，每周要死上万人。反观欧洲人，即信奉基督教的商贾，深居简出，沉默少言，多半没染上恶疾。

听了哥哥这席话，我又改变心意了，决定要走，便安排好一切事情。总之，我周遭瘟疫加重，一周死亡人数增加到近七百人。哥哥告诉我，他不会再冒险停留。我要他让我考虑一天，然后再决定去留。反正，我已尽力打理好一切，安排了生意上的事，也找了人料理事务。唯一剩下的，就是做决定了。

本文出自麦田出版《大疫年纪事（史上第一部瘟疫文学，欧洲小说之父丹尼尔‧狄福融合纪实与想像之震撼作品）》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