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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从未停止袭击人类，无论是今天，或是三个世纪以前。在生命遭受传染病的威胁之际，心灵也承受着严峻的试炼……

一开始只有少数因瘟疫死亡的案例，后来死亡人数开始节节攀升，直到消息瞒不住了，瘟疫正式宣告爆发。富人一个个率先举家搬迁，然而对小市民来说，这场瘟疫才刚丢出第一道艰难的选择题：要放弃所有财产，孑然一身离开这座城市吗？穷人则是根本走不了，只能留在原地听天由命。

后来整座城市开始充满遭病痛折磨的人──染病的人、被骇人病征吓坏的人，下令封闭的一间间屋子都传出发自灵魂的哀鸣。有些人不得不涉险工作，也有些人趁火打劫、大发瘟疫财。路见窃盗、抢劫案，也不能报警，因为这样一来反而会让自己暴露于染上瘟疫的危险之中。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因为瘟疫随时会找上门。“恐惧对人造成另一种影响，慑住人心，教人思路迟滞，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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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第二周，圣吉尔斯教区疫疠依然严重，有一百二十人下葬。尽管死亡公报上说瘟疫死者仅六十八人，但人人都说，若照那儿平日的葬礼次数来算，少说也有一百人。自治市本来没有瘟疫。全部九十七个教区里，唯一一名瘟疫死者是前面提过的那位法国人。可是那一周却死了四个人，一个住木头街，一个住芬乔奇街，两个住弯曲巷，那时泰晤士河对岸的南华克还没人死于瘟疫，完全没有。

我住在阿德门附近，约在阿德门教堂及白礼拜堂地界中间，在马路左手边，也就是北边。因为瘟疫尚未传到我们这里，街坊依然气定神闲，但城里另一头已乱成一团。生活优渥的人，尤其是西区的贵族仕绅，很不寻常地纷纷举家走避，仆从也一并带走。离城人潮在白礼拜堂教区特别多，也就是在我住的宽街。街上但见大小车辆载着家庭用品、妇孺、仆人等等。车上满是中上阶层的人，由马夫随行匆匆离去。后来，街上出现空的大小马车，还有仆人带着备用马匹，显然是从乡间回来的，或是主人要他们回来接人的。路上还有无数骑马的人，不论是独行者，还是带着仆人的，大多带着行李。瞧那行装，任谁也看得出来，他们是要远行的。

那景象很可怕，看了心情就沉重，可是我移不开目光，从早看到晚。其实那时街上也没有别的景象了。我不禁十分认真思量即将临城的大难，以及留下的人将面对的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