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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是很难的事。有时候，我们在“关怀”的伪装下，以爱为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愿放手。

一位八十岁病患的主治医生，要求我参加一个“家庭会议”。这是主治医生和病人家属会面的场合，为了彼此要在某个特定的医疗问题上达到共识或做出决定。

凯斯伯太太已经使用人工呼吸器超过一个礼拜了，她不能自己呼吸。

她曾有签署过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缩写AD），有时也称预立遗嘱（Living Will）。系由病人预先拟定并且签署的法律文件，目的是用于病人罹患严重的疾病或失能，无法为自己发声时，这文件可为他们表达，在医疗上想要如何地被对待。

预立医疗指示有多种形式，不过大部分都包含结束生命、人工灌食和给水，以及安宁照料方面的指示。应用于结束生命方面，一个人可以决定使用现有医疗照顾来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或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决定不再让生命继续下去—例如病人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且回复意识的机会渺茫，或是处于一种无法治愈也无法逆转的情况，并且即将死亡之时。

应用于人工灌食和给水方面，病人可以选择要不要用鼻胃管提供生命所必须的“养分”和“水分”。应用于安宁照顾方面，一个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治疗来减少疼痛，即使这种治疗会导致死亡，或是缩短生命。病人住院时，医院的标准程序会要求病人提供一份预立医疗指示。医院当然很鼓励病人提供这些文件，即使是年轻的病人。关怀师在实习时，也被鼓励拟定一份这样的文件。

在她的预立医疗指示中，凯斯伯太太很清楚地表示，她不愿意靠呼吸器来维生。同时，在这份预立医疗指示中，她也指定了两个人，在自己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时，替她做决定。她的第一顺位代理人是最小的女儿玛利安，如果她不在，会由二儿子贾森会做决定。由于玛利安和贾森在要不要停止使用呼吸器这件事上意见不同，因此，才需要开这个家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