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
没错,就是中国大陆。多年来,对旧金山等美国西岸城市来说,花两星期把废塑料海运到中国大陆一直是比用卡车运到州内回收处理厂还要划算的做法,事实上,就连美国东岸、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港口城市也都把废塑料运往中国。原因是货轮的承载吨数远远超过卡车,燃料成本也比较低廉,而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向来是进口大于出口,货轮经常满载而来、空手而返,所以亚洲航运公司从以前就很乐意压低运费提供服务,这样至少可以利用回程这一趟多赚点钱。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分析还指出,将废塑料运往中国对环境也有好处,因为那些废塑料可以减少中国本身的塑料原料制造量,而这代表当地燃煤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跟着降低。
目前全球有百分之七十的废塑料都流向中国大陆(印度也占有不小的比例,是另一个新崛起的塑料强国),其中大部分是废宝特瓶,而且几乎都会被中国人做成聚酯纤维—为十几亿人提供衣服绝对需要很多纤维。中国的回收业者之所以能提出比西方国家业者更高的收购价,是因为他们享有跟中国塑料制造商一样的优势:便宜的劳工成本。
这是我来到广东省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重镇东莞,采访当地一间回收工厂时所学到的事。我曾经联系过其他回收业者,他们都怯于接受采访,但这间工厂的老板,同时也是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再生委员会主席林东亮先生(Toland Lam),却亲切愉悦地与我谈话,并且很希望藉此证明西方国家输出的废弃物,并不全都是在有毒、非法的环境下由贫穷的妇女及儿童进行分类及拆卸,不是都像美国新闻节目《六十分钟》(Sixty Minutes)在二○○八年某一集当中所报导的那样。当年,该节目跟着一批废计算机屏幕从丹佛的一家回收公司来到广东的一个乡下地方贵屿,结果发现那里的居民每天都跟电子废弃物内含的有毒金属接触,导致大多数的孩童铅中毒(在一场资源回收会议上,两位参与回收计划的公司主管向我坦承,这样的揭发举动确实警惕他们加强追踪自家废弃物的流向,“我可不想上《六十分钟》。”其中一人说。)
林是早期投入中国大陆资源回收业的企业家之一,一九八○年代,他在洛杉矶的阿科石油及天然气公司(Arco Oil & Gas)担任石油工程师,当时有些香港友人联络他,请他协助接洽需要委外处理塑料废料的美国公司,于是他看到了一个可以回故乡大展鸿图的好机会。
在那个时候,他说:“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废料’都是免费的,所以在早期是个很赚钱的行业,但现在的市场愈来愈竞争了。”现在他拥有好几间工厂,包括东莞这间占地辽阔,处理许多来自美国企业的后工业塑料废料(包括被淘汰的原物料、收缩膜等包装材料及工厂矿渣)的再生处理工厂。
那些仓库—坦白说只是把隔间打通的大棚子—俨然是大而无当的建筑代表,当我走在满坑满谷的废料堆里,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六○年代电视节目《星球历险记》(Land of the Giants)里渺小的地球人一样。我穿过许多堆积如山,可能来自大型连锁零售店的数字激光视盘盒、一捆至少高三公尺半,不知为何还没有切割成袋的奇多(Cheetos)零嘴包装纸、堆成像浮冰一样的压缩收缩膜,以及免洗纸尿裤的残余剪屑。林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制造商把这些废料整批运来中国交由他处理,绝对会比自己回收处理还要省钱。
当我们走进处理分类作业的工作棚,道理就更不言可喻了。那里有几位穿着围裙的妇女,正从跟她们一样高的巨大袋子里拖出整堆塑料膜,有些人正细心地剪掉上面的纸标签,这是塑料膜在清洗和重制成塑料粒或塑料片之前必经的程序,“在中国,这类劳工很便宜,人手又多,”林说,“在美国是好几百块的事情,你在美国能用两百块美金请到一个工人吗?”
“你是指一个月两百块吗?”我问。
“对,那是我们付薪水的方式,在美国,一天薪水就要两百块……不值得花那么多钱请人做分类,但在中国,我们可以这么做。”
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外地人,他们有员工宿舍可住,有员工餐厅可以解决三餐,而且工厂盖在经人工绿化造景的土地上。工作棚虽然干净、通风良好,但仍然充斥着热塑料的气味,以及高科技的机器在清洗、搅碎废料,重制成塑料或塑料片的运转声。大多数工人都戴上安全头盔,少数几个戴了面罩,但我没看到任何人使用耳塞或其他的安全装备。当我问林先生他怎么知道他处理的是哪种塑料—这是西方回收业者必须仰赖电子仪器才能解决的一道难题—他说他通常可以凭自己的多年经验分辨出来,但如果有需要,他还是会做个简单的实验:用火燃烧样本,从火焰的颜色和亮度来判断聚合物的种类。
我在另一栋建筑物里,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一部大机器上面,把成堆的塑料铲进去。那些塑料会迅速熔化,像灰色意大利面一样从机器的另一头挤出来,经过一道冷却水槽,然后切成塑料粒,等待林把它们运回去给美国的制造商。
不是所有回收业者都如此严谨,像我所参观的另一间回收工厂,就将不同的塑料材料混在一起处理,因此最后得到的再生塑料材料质量比较差,只能用来制造花盆或挂衣架等低阶产品,而该工厂的客户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商。
本文出自野人文化《塑料有毒的爱情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