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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挤满了人，除了凯斯伯太太的家人，有主治医生、一位护理师、当然还有我。医生向大家做了凯斯伯太太的医疗简报与目前状况：她还是没有意识，而且不能自主呼吸，并且她的情况不太可能改变。接着，医生一字一字地念了凯斯伯太太的预立遗嘱：“如果我进入了植物人状态，以下是我的嘱咐—我不要接受维生医疗措施。”

房间里一片死寂。医生和我彼此对望，也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位。每个人都低着头；没有人抬头。主治医生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轻轻地摇摇头表示：给他们一点时间吧。关掉凯斯伯太太的维生医疗机器，就是要让她走了。这些孩子正决定，应该要让他们的妈妈生，还是死？医院可以让院方的法务部门介入，经由法院来执行凯斯伯太太的预立遗嘱，但是医护人员总是希望尽量由家人来解决问题。

“我已经准备好，要让妈妈走了。”贾森低着头说。

玛利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用双手捂着脸说：“妈妈生病的时候，只有我们可以依靠。才几周前，她复原得很好，大有进步。她甚至坐起来，还试着跟我讲话。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没有看到，但我在，我看到的！”其他人都不作声。

“玛利安，我了解你不想让妈妈失望。你是在想，万一她还有机会好起来，对不对？”我试着让她知道，她说的话有被听到。

“正是！但我不是神，我不想扮神的角色！该怎么办，关怀师？”

无论是否有正式地被赋予这样的权力，神职人员的角色常常带有某种权威。神职人员可以，有时也会，利用这样的权威感，在有些状况下，它是蛮好用的。

医生急切地看向我这边，希望我可以说些什么，让玛利安做出一个符合一般想法的决定。毕竟，到目前为止她是唯一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看法的人，但她也是法律上所指定的决定者。

我看着玛利安的眼睛—她的痛苦是如此沉重、明显，我甚至感觉可以触碰到它的存在。这里没有什么是“正确”的决定。无论她的决定是什么，她都必须自己承担。没有什么逻辑推理，或是损益评估，可以帮她做出决定，或是保护她，让她事后不会深感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