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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会董事长刘梅君表示，政府不能只想在《医疗法》82条去刑化上为医生脱困，医生怕被告，民众又何尝喜欢上法院？就是因为没有一套有效处理医纠的管道与机制，民众才会选择标准最严格、胜诉率极低且旷日废时的刑事诉讼。

比配套，他国成效更好

调解一条龙，德国诉讼变少

对此，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林钰雄认为，德国的制度台湾可以参考。他曾在医改会发文表示，德国跟台湾一样，医生有医疗疏失仍须负民、刑事责任，但德国医生却很少跑法院，这主要是德国在各邦设置医疗监定调解会，做为诉讼外探究事实真相、并且快速解决纷争的替代途径。

中研院法律所邱文聪副研究员专研法国的补偿机制，他说，在法国，只要发生医疗事故，在确定有因果关系或是无法排除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补偿基金就会先补偿给病患或家属，之后会进一步进行认定，是不是有牵涉到个别医生的过错，如果医生有过失，补偿基金就会去跟医生投保的责任保险请款，由医生的保险公司支付这一笔钱。

比成效，我们输一大截

北欧拼防错，台湾吵谁出钱

台湾的《医纠法》，目前还陷在“谁出钱？”“出事谁负责？”相互责难的逻辑当中，叶光芃表示，那是台湾还不理解，实施无过失补偿制度约40年的瑞典和丹麦的好处；他说，北欧制度是医疗伤害如果可避免，补偿就成立，他们要的是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反观台湾则因“调解”与“补偿”制度不完善，医生和医院的本能是能隐则隐，导致医疗伤害原因难明，难以透过“除错”累积改进经验，台湾要走到德国与北欧的医病双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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