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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初，克隆氏症患者一个接着一个进入爱荷华大学研究室，接受实验前的医学检验，确认是否符合受试资格。在淘汰有孕在身、病情过度严重以及过度轻微的患者后，筛选出29位受试者。大部分的患者在当时对寄生虫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几乎一无所知，而在充分了解后，全数都愿意参与这项理论极端的实验。

如果温史达克的推测正确，他们将有机会痊愈；但如果温史达克错了，他们的病情则可能更加恶化。无论是何种结果，这些受试者势必成为寄生虫──人类曾经耗费数百万美金根除的物种──的宿主。简单来说，这项实验是在医疗前进的道路上「逆向行驶」。

通常，当我们健康时，身体彷佛不存在似的；一旦出现状况，肉体的感受就变得格外清晰，每个器官、组织似乎突然有了敏锐的知觉。克隆氏症患者也不例外，病痛无时无刻提醒着他们，肉体（尤其是消化系统）一天比一天更加衰弱。

正常的进食过程是从咀嚼开始，运用起源于鱼类、演化历史悠久的牙齿构造磨碎食物；接着，口腔分泌的唾液淀粉酵素等进一步将食物分解成黏稠物，并以舌头将其往下方推至胃里。经胃酸溶解后的物质将通过数公尺长的肠道，而被肠道壁吸收的养分则随着血液流动，运送到各个细胞产生燃料。

对多数人来说，上述奥妙的机械系统从未罢工，并且工作时数往往超过垃圾处理机或汽车引擎等任何一台人造机器。然而，对克隆氏症病患来说并非如此，他们终身都必须随时有心理准备，面对消化系统无预警的故障或罢工。因此，其中某些饱受折磨的人宁可选择看似极端的寄生虫治疗手段。

温史达克的医疗实验所采用的寄生虫种类为猪毛首线虫（明确地说，即是鞭虫）。为了确保这些寄生虫没有从原宿主的肠道携带其他病原体，所有实验用虫卵均先从一般猪只身上取得，再置入另一批无菌猪只体内孵化。经同种交配后，孵化成功的虫卵以每组约两千五百个的数量平均分配。猪毛首线虫虫卵的形状像两端带有门把的橄榄球，内部紧紧地蜷曲着一只活生生的幼虫。

1999年3月14日，29位受试者均被分发到一杯悬浮着鞭虫卵的运动饮料，其中添加有深色炭粉，使虫卵无法以肉眼看出来。在研究人员的监督下，每个患者都非常配合地喝光泥浆色的「运动饮料」，没有人吐出来。他们大口咽下虫卵，擦一擦嘴，静待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

在此的一年之前，6位重度克隆氏症患者曾预先参与过小型的测试，除此之外，温史达克的理论，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背景资料，因此这次实验结果完全无法预料。倘若如同小型测试的结果，理想状况下猪毛首线虫附着于肠道的时间不应过长，然而，谁也不敢保证实际状况。

一旦寄生时间延长，即可能出现严重的副作用──这点受试者在事前已经相当清楚，他们在图书馆也可找到许多鞭虫的相关资讯，包括各式各样写实的图片。从图片中可见鞭虫像极了形体细长且无特殊特征的蛇，一只雌性鞭虫每天可产下上千个卵，以委婉一些的说法形容，这些卵会被宿主「遗留」在土壤里。此时，虫卵无法做什么，只能等待时机成熟时，下一个宿主不小心将它们吃下肚中。

换句话说，数百万年以来，鞭虫向来是藉着一次又一次类似的意外繁衍后代，延续族群生命。接着，重返消化道的卵会在动物体内孵化成幼虫，并爬行至肠壁黏膜表面附着、发育，长成成虫后再度回到前述的交配周期。然而在这项实验过程中，鞭虫的交配阶段不应在宿主体内发生，根据温史达克的构想，鞭虫的功能仅在于诱发克隆氏症患者恢复正常的免疫反应，然后在成熟以前就要离开宿主。

眼看一星期、两星期过去，所有受试者却依旧无法感受到病情明显好转的迹象，也因此相当犹豫是否应该继续参与接下来的实验，就在此时，4位病患选择退出。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在吞下虫卵后的第7周左右，某些病患开始出现些微好转的现象；第12周时，受试者们回到实验室接受追踪检查。终于，温史达克的人体野放计画成效到了见真章的时刻。

实验管理人在电话里通知他们检验结果：选择留在计画里的25位受试者中，病情确认好转的共计22位；第24周（本实验最后一周）时，所有受试者的症状都获得纾缓，其中21位受试者的病情受到有效控制。此项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克隆氏症患者在肠道有寄生虫的情况下，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这项实验的发现引发了两极回应。第一种是对温史达克藉由「再野化」人类肠道而成功改善原先治愈希望渺茫的克隆氏症感到兴奋。克隆氏症的实验结果仅是个开端，而此开端鼓舞了许多科学家前仆后继地以类似的理论基础，投入各类医学领域的研究，包括自体免疫、过敏等，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抑郁症或癌症与缺乏寄生虫也息息相关。

科学实验的范畴愈来愈广，几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当然也有一些医学家抱着怀疑的态度，以反覆实验、累积数据的方式检验温史达克的研究，但事后反而更加巩固他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罹患其他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患者在接受寄生虫疗程之后，症状也显着减轻。另外相关的科学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老鼠，在植入寄生虫后血糖值竟恢复正常，甚至心脏病以及多发性硬化症也可获得改善。

从前，先进国家向来以根除寄生虫，作为公共卫生的重大成就，这也是人类有效控制大自然的里程碑。温史达克的实验结果却使我们惊觉「控制大自然」未必是项成就，我们甚至应该重新将某些种类的蠕虫（当然不是全部）带回体内。

然而犹如密西西比河渠道的整治一般，过程必须小心翼翼，才能将外流洪水导入「正途」。人类习惯视自己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物种，也因此许多冲突与矛盾油然而生；的确，我们的文化、行为、饮食、药物全都改变了，但我们的身体并没有。

打从祖先开始狩猎、逃避天敌追逐、徒手取水或仰望满天繁星以来，历经六千个世代交替，人类的身体始终「本性难移」。古老的记忆极为深刻，人体在没有察觉文化改变的同时，已经做出本能性的反应，尽管这些本能在今日已像叉角羚或巨型水果。

作家瑞克•巴斯（Rick Bass）曾为拜尔斯的着作写过序言：「世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发现能够立即交织出缜密的真相，却可启发人们探索未知或未经验证的科学荒地。由此，第一个答案继而衍生出更多的疑问。」温史达克的发现引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体需要绦虫、鞭虫或钩虫的陪伴？

为什么它们离开，我们会生病，而它们重返人体（虽有「腹背受敌」之感），我们却变得健康？当然，在急着吞下虫卵之前，早被判定有害的寄生虫似乎值得我们重新了解。只是无论答案为何，大多数人的体内已经失去它们了。温史达克渐渐相信，免疫系统的发展过程需要寄生虫，少了它们，免疫系统就像在无重力环境中生长的植物。

过去，陆生植物演化的基础建立在征服重力之上，成功克服地心引力的种类才能由沼泽区一步步顺利登陆。厚实的细胞、强而有力的茎（之后甚至演变为木质树茎）以及运输糖分、水与气体的结构，全是为了对抗地心引力。这也正是一棵树及一株沼泽杂草之间最大的差异。如果少了重力，陆生植物的枝芽与根茎将变成梅杜莎杂乱的发丝，无法区分方向和向上生长，而我们的免疫系统正面临类似的问题。

寄生虫是敌？是友？

或许你会认为以上的类比过度暧昧不清，但免疫学家本身在解释人体免疫系统与寄生虫的关系时，往往比前述的譬喻更加隐晦。温史达克等免疫学家曾形容：少了寄生虫，免疫系统将陷入「失衡及不和谐的状态」，相形之下较为直接的说法：陷入「紊乱的状态」（out of whack）。「不同」的免疫系统是先进国家人民的共通点，而「不同」一词代表了我们对此事的「不确定」──没有人知道完全远离寄生虫的身体将会发生什么事，唯一确定的是，生病的机率似乎提高了。

对此，温史达克心中有一个较为具体的答案，当然，其他学者心中也有，然而科学家们通常彼此意见分歧，并且难以达成共识。温史达克心中的推测（最初由剑桥大学的免疫学家格雷罕•鲁克〔Graham Rook〕所提出）看来相当合乎逻辑，虽然这并不意味它必定属实，但至少提供了我们一个可能答案。

在进一步解释之前，先稍加介绍人体的免疫系统。如果将人体视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两种军队：第一种专门用来对抗病毒与细菌，第二种则专门用来对抗线虫等寄生虫。它们互相合作，但是当身体消耗较多能量在第一种攻击行动时，第二种攻击行动获得的能量将会减少，反之亦然。

上述说明看似过度简化或有些「卡通化」，然而事实上，科学家们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得知这项事实。我可以在此洋洋洒洒地用更多专有名词描述细节，例如 TH1s、TH2s 以及其他连专业字典都无法翻译的词汇，但说穿了，这不过是在掩饰我们目前对免疫学的知识匮乏罢了。所以，只需记得一个观念：两种免疫系统的军队在前线分别奋力地抵御外侮。

而这两种免疫系统军队存在的时间已长达两亿年之久，举凡鲨鱼、松鼠、鱼类、昆虫的体内都具备与我们相同的军队，足见动物与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之间的渊源有多么深厚。寄生虫对我们来说如重力之于植物般不可或缺，它们使得免疫系统发动的战争有了意义。然而在漫长演化史最近的一秒钟，钜变骤然发生──人类开始居住在建筑物里，开始使用厕所。

如前所述，免疫系统的两种军备分别攻击不同目标：病毒细菌及另一种较大型的病原体──寄生虫。但在过去五年，科学家逐渐发觉这不是故事的全貌，其中有什么关键元素似乎遗漏了。当寄生虫藏匿在体内一段时间后，免疫系统最终会自动休兵。但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遗漏的关键是免疫系统的另一种军队──和平部队（peacekeepers）。一旦免疫系统与寄生虫初步交手失败后，该怎么办？它可以选择继续作战，而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身体也的确继续作战下去。然而无穷无尽的免疫战争为人体所带来的麻烦，往往超过寄生虫感染本身。因此，比较聪明的选择是休兵，学习接受现实，与敌人和平共处。这也是多数免疫系统的选择：和平部队发表止战宣言，将能量分配到对付那些较有胜算打败，或是更具威胁性的敌人。

温史达克、鲁克等科学家认为，那些甫发现的和平部队是免疫系统昔日的调停方式，但从某方面来看，却成为今日棘手的问题。学者推测，这类免疫物质只有当情势需要时，人体才会制造。如果在免疫系统发育初期，敌人压根儿未曾现身，和平部队自然不会出动，也因此这项免疫功能将随之衰退、凋零。然而前述的第二种军队依旧维持着强大武力，并且急于取得胜利。此本能使得所有在士兵眼中看似外来敌人的物质皆难逃轰击，其中包括我们的身体结构。

而本该负责中止这场「无差别攻击」的和平部队又偏偏因免疫功能不全而在紧要关头失效。于是，免疫系统与「身体内部」（非外来病原体）的战争永无止尽地持续下去，人类也变得愈来愈虚弱，皮肤过敏、肠道发炎、肺衰竭及呼吸困难等症状便层出不穷。最后的下场即是原属同一阵营的双方两败俱伤。

调停肠道免疫战争

那么温史达克实验成功的原因何在？依据他的推断，引入鞭虫至克隆氏症患者体内，可诱发免疫系统恢复和平部队的建立，达到休兵目的。但如同北美猎豹的复育计画势必对叉角羚产生威胁般，接受寄生虫野放的人体也得付出相对代价。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由严重感染导致的肠道失血（因寄生虫会吸取我们的血液），或在进一步恶化时，转为贫血症。

无论如何，这样的代价与免疫系统的无差别攻击相较，实在算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如果寄生虫成功隐居在消化道中，为了不浪费身体的能量，和平部队的自动免疫机制将会率领大部分「第二种军队」的士兵撤退，避免无差别攻击的发生与战场扩张。换句话说，若说免疫系统和平部队的职责是在维系体内和平，那么寄生虫则是促进和平协议诞生的推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而我个人比较偏好的另一种解释，与前述推论没有任何冲突，甚至彼此互补。长久以来，科学家即知道当寄生虫寄生于动物体内时，会分泌一种抑制宿主免疫系统的化合物，此化合物类似通知宿主的讯息，告诉宿主：「嘿，别担心！这里没事，不必发动战争。」寄生虫分泌的「讯息化合物」与人体本身拥有的化合物相仿，因此得以顺利蒙骗过我们的免疫系统。

在发育过程中，我们或许必须仰赖这类的化合物（至少必须仰赖少量的寄生虫化合物），而免疫系统可能由于「预想」寄生虫的抑制作用，所以备好更为强大的武力应战。虽然至今依旧无人能够具体证明上述现象，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个十分合理的解释。

然而，最终的结论都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肮脏的事实──寄生虫是免疫功能正常发育的必要因素。生物学家将此称之为「卫生假说」（hygiene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免疫系统需要暴露于含有寄生虫、微生物等病原体的环境中，才能正常运作。

不仅如此，除了肠道之外，我们口腔分泌的酵素，甚至我们的视力、脑部发展、文化等都必须仰赖其他物种的陪伴与「塑形」。在努力对抗自然界的「重力」之后，我们才惊觉它的重要性，尽管至今科学家对于失去寄生虫或其他物种的生活是利是弊仍有争议，但显然人类已成了在生态界失去舞伴的独舞者。

人体终将记得与其他物种互动的过去，也记得肠道的共生者和自然界的天敌与猎物。就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当下，体内的军队没有一刻懈怠，而这场战役的胜负取决于寄生虫的存在与否以及你天生的遗传基因。在意识完全无法控制的状态之下，免疫系统永远为你而战。

如果你的运气不错，这场战役将不会带来过敏反应、糖尿病、克隆氏症等麻烦，而你该好好感激体内的共生者或好基因。然而万一运气稍差，万一你的免疫功能失调，该怎么办？你会不会，或能不能寻回演化途中遗失的寄生虫？

本文出自商周出版《我们的身体，想念野蛮的自然：人体的原始记忆与演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