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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借鉴是：

我们需要一个高层级且具权威性的体系，将各国与各个国际机构组织在一起，合作对抗疾病，如此一来不会再有人试图隐瞒令人忧心的疫情，众人从一开始就共同合作。在传染病原尚可围堵时，至少我们需要可以早期侦测到群聚个案的监测系统—在更多地方设置像中国在 SARS 过后装设的电脑警示通报系统或类似系统，将是很棒的起步，尤其如果这些警示能够广为分享的话。稍后我们再来讨论可能的作法。

此外，世界需要开始认真看待全球大流行的威胁和科学家的警告。新冠病毒就是一个大威胁。至于科学家，他们的警告会不会被认真看待永远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面对现实，以及政府是否清廉。但是我们至少能希望一般人更愿意把科学家的话听进去，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告诉我们事实、证据和诚信有多重要，而非密而不宣、意识形态或痴心妄想。

理解新冠肺炎如何出现之后，第二章大致介绍了新兴病毒。截至1960年代，我们已经以社会繁荣和疫苗击败多数传染病，随后我们就从预防传染病所必须的公卫投入上撤资，即使1980年代爱滋病敲响警钟，1992年美国科学家预警将出现更多新病毒，以及到了2008年有证据支持人类从野生动物身上感染到人畜共同传染病的机率愈来愈高。

世卫组织曾列出一份最令人忧心的病毒清单，包括冠状病毒和诸如伊波拉和立百病毒之类的可怕病原，我们可据以制造疫苖和诊断检测。但到目前为止，可派上用场者极少。我说新冠肺炎是一场原本不应该发生的全球大流行。其实从1992年开始，科学家就不断提出愈来愈多有关全球大流行风险的警示。但怎么会一方面警告说某件事将会发生，然后又说它不应该发生呢？

道理很简单，这就是警示的目的。我们对于警示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而且警示已经不少了。1995年我写过一则报导，主题是：「我们承受得起不去追踪致命病毒的风险吗？」内容则是有关在中非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世卫组织用来监测新兴传染病的一个计画；不过世卫会员国当时没有核准足够的计画经费。（原注6）我们原本有可能做得更好吗？ 我们当然有可能把监测和因应系统都做得更好。1995年之后，各国对于这类系统的资助意愿提高了一些，但仍嫌不足。

第二个借鉴是：

现在就必须改善监测和因应系统，首先大幅增加新兴传染病的监测，第二是投资对抗已知威胁性病原的药物研发、疫苗和诊断技术。千万别因为冠状病毒肆虐就忽略了立百病毒及其他病原，尤其是立百病毒。冠状病毒被世卫列入优先提防的病毒清单，原因是17年前冠状病毒家族搞得天下大乱。

这可是一大警示了。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爆发冠状病毒疫情的三个响炮：SARS、 MERS、SADS。各国显然没有学到SARS 带来的两大教训：保护医护人员，以及出现新的传染威胁时要立即告知全世界。2003年至今，我们对于疫情通报已经有所进展，但还不够，看看中国怎么处理新冠疫情的。

我们对抗病毒的方法也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左右。即使出现各种警讯，我们依然没有开发出任何冠状病毒疗法，因为在SARS 被终结之后，这样的疗法显然没有巿场。不求获利而谋公共利益的药物生产方式可能会再次出现，而且这么做正是时候。

第三个借鉴：

首先是储备医疗库存。我们必须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给医护人员，SARS 应该已教会我们这件事，而新冠肺炎则逼得我们不能忘记。除了足量的库存，我们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生产力。如果在这么多国家的许多医护人员因新冠病毒丧命后，我们连这一点认知都没有学到，我只剩绝望了。我们都应该感到绝望。

再者是开发新疗法。利润驱动的巿场可以达成很多很棒的事，不过并非所有事。我们要停止仰赖巿场做到唯有政府才做得到的事，开发公共利益所需的产品，包括新的抗生素、人人负担得起的疫苗和更好的呼吸器，因为呼吸性病毒永远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之一。美国曾尝试这么做却失败了，（原注7）当时的巿场力量再次赢过公共利益。数十项计算结果显示，花在喷射战机或核武的支出，与开发、生产及储备医疗必需品的费用相当，而前者显然各国都负担得起。

那么何不从源头就根除这些病毒，或者至少对这些源头多加了解，才能知道来者何人呢？ 第四章我们检视过蝙蝠、了解它们为何带有这么多病毒、为何杀死蝙蝠是糟糕的想法，以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不但在某个洞穴的蝙蝠身上找到与SARS 病毒具有相同基因序列的病毒，也发现与后来的新冠病毒很像的病毒。于此同时，美国一个实验室发现，这些直接来自蝙蝠的病毒会让植入人类ACE2 蛋白的老鼠生病，而且它们可以入侵人类细胞。

在这篇发表的科学论文中，研究者直白地提出警告：这些病毒具有造成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但看来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除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美国政府研究计画再次获得了资助—不过在疫情大乱时冒出缺乏证据的指控，指称新冠病毒其实是从实验室里逸出的，这项资助再次被取消。

各怀鬼胎的评论者抓着那些实验室发出的警告，反而把疫情蔓延归咎给实验室，简直就像迁怒信差的病毒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实验室进行这些研究不下15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此外，栖息在湖北省的蝙蝠与带有病毒的蝙蝠属同种，而城里也有蝙蝠，甚至蝙蝠粪便在中国被广泛用于制作眼药。这些看来像是更高的风险。

第四个借鉴：

当不喜欢出风头也不喜欢把话说死的科学家一反常态，开始大声疾呼威胁将至时，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话听进去并且采取行动。我相信当气候变迁导致作物大规模歉收、城巿不再宜居以及出现前所未见的难民潮时，人心终究会明白的。当然，到了那时候再采取行动就太晚了。

这就是新冠肺炎本来不应该变成全球大流行的最终理由。我们在病毒从蝙蝠跳至人类身上时，不一定能够控制它的传播，但是它本来不该跳到人类身上的。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资讯，足以教我们开始避免蝙蝠以及蝙蝠制成的产品，以及任何可能传递蝙蝠身上各种病毒的东西。而且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科学，新冠病毒来自蝙蝠，

不是麝香猫，不是穿山甲，不是狸猫，当然也不是蛇（这从来就不是有效的科学主张）。（原注8）它来自蝙蝠，很多其他病毒也一样。

不过我们需要蝙蝠，因为生态系统的许多部分都依赖它们，特别像是全球的重要资源雨林，更别提我们的粮食作物。我们应该给蝙蝠足够的空间。我们当然不应该在它们的栖息地附近设置农场，而且或许我们应该对无法避免会接触蝙蝠的人进行疾病监测及医疗照护，以便在任何病毒跳到人类身上时迅速把它揪出来。不过其实要抓到从蝙蝠身上跳到人类身上的病毒并不容易。我们真的要给蝙蝠空间。放手吧！

我想要提供一个与此有关的建议。传统非常重要，传统医学也很有价值，不过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不再使用蝙蝠粪便来治疗眼疾。并不是因为它是粪便（事实上西方医学正在认识中国的疗法），而是基于我们现在对蝙蝠病毒的认识。中国民众要求中国药典及传统中药房禁用这个疗法有其道理，有更安全的方法可以获取维生素A。

我不确定在人们以蝙蝠粪便为药时，为何还有人会假设说新冠肺炎的出现，是蝙蝠病毒透过某个「中介」或是从实验室逸出而得以传播。的确，粪便里的许多病毒在干燥后可能会消失，但是每一次都会完全消失吗？ 即使粪便干燥后代表使用者没有风险，但收集和处理粪便的人仍有风险，而且他们一样可以传播病毒。至少到了2020年5月，网路上的有些传统中药供应商「因新冠疫情」而停止贩售蝙蝠粪便，这个事实显示人们已经体认到它的风险。

不只中国，世界各地都在设法整顿活体动物巿场、野味巿场及野生动物巿场。但仰赖果蝠以摄取蛋白质的非洲人民则陷入两难，对此我们只能以尊重及更多研究加以因应。无论中国巿场是否是新冠病毒的来源，巿场里确实藏了许多其他病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禽流感病毒—中国科学家就是在巿场里发现它，他们已经呼吁关闭这些巿场以阻止疫情扩散。

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应该要整治提供生鲜的传统巿场这类巿场具有悠久传统，但是它们无法置外于现代密集农业、巨型城巿，以及高度连结的世界，因此巿场里不同物种之间交换病原的风险大增，包括人类。我们可以寻找安全提供这类货品的方法。

至于流感，我们在第5章检视了这个已知将会上演全球大流行的病毒，以及它如何传播，还有2009年猪流感全球大流行如何让世卫饱受抨击，从而也让世卫更加难以对新冠疫情做出适当的回应。许多国家陷入与新冠肺炎的困斗，因为他们的全球大流行因应计画只针对流感，而其因应方式不太一样。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这些计画（及更多计画），即使只是为了禽流感，因为禽流感具有高致命性，可能在人类身上引爆疫情；它的高死亡率让新冠肺炎的危害看来就像一般感冒。不过或许下一个赢得遗传乐透的病毒，是一个相对轻症的全球大流行流感病毒，对此我们也必须有所准备。

世卫组织的官员曾建议，对于流感全球大流行，或其他该组织判定必须紧急宣告的疫情，我们需要依照不同严重程度做出不同的反应。值得谨记的是，无论病毒一开始如何，我们都无法预测它未来会如何演化。

针对禽流感病毒是否会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研究，衍生出实验室风险的争议，这件事显示我们对于高封闭实验室（high-containment labs）的监测应该更密切、更透明化也更国际性。如前述，2020年四月就发生一起类似争议，当时美国资助武汉的蝙蝠冠状病毒实验室的研究经费立即被中止。

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石正丽曾说过，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不吻合他们做过的任何基因定序。（原注9）如果有人违反严密保护措施的规定，理论上来自蝙蝠采样或活体蝙蝠身上的未定序病毒当时即可能感染人。而类似病毒曾经感染居住在蝙蝠群落附近的一般人，我们也看到病毒可能感染采集、贩卖和使用蝙蝠粪便的人。这似乎是目前最大的风险。

实验室保存了详尽的纪录。如果他们与造成感染有任何关系，就可着手进行调查，而世卫正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这类实验室，我们需要一个监督与问责的透明化与国际性系统，对于是否值得冒风险进行研究，也必须有公开且国际性的决议过程，以确保实验安全进行，以及当发生问题时也不会有人任意指控。

此刻我们迫切需要科学，但若风险是全球性的，管控和责任也必须是不分你我的。有件事是确定的：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2020年3月，一项分析报告发表于备受敬崇的《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期刊上，科学家们承认以目前所知尚无法制造出这样的病毒，他们甚至猜也猜不到新冠病毒用来附着于人类细胞的蛋白质结构竟然效果如此之好。（原注10）事实就是这样。

第五个借鉴：

流感全球大流行将会到来。现在听到我们还没准备好面对严重的全球大流行，应该不会再有人感到惊讶了。我们之前针对流感大流行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功课，有鉴于新冠疫情带来的惨痛教训，这些计画应该要重新修订，而且要真的可以随时采行。同时，由世卫组织运作、用来监测流感病毒演化的全球体系不但应该继续维持，也值得获得更多慷慨解囊的资助，并且扩及令人忧心的其他病毒家族。

让研究病原演化和牲畜的科学家携手合作，目标是慢慢停止让农场动物使用有助危险病原滋长的疫苖或其他的管理作法。我们迫切需要加速生产流感疫苗，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需要通用型流感疫苗。没错，两种疫苖，双重保障。流感值得我们这么做。

过去多数的示警都被忽略，从而导致现今的情况，在第六章我们检视了应该怎么做才能阻止下一次的全球疫情（无论病原是什么），或者该如何迅速加以围堵。我们需要像样的全球大流行因应计画，以及储备应急装备。我们也需要全球性的新兴传染病监测系统，并尽可能由了解当地情况的当地专家负责，而他们将有国际同侪及资源作为后盾。

我们需要更多有关诊断、疫苖和制药技术的基础研究，做好部署让每个地方都能够随时运用。听起来很花钱，但是我们已经学到，这样的成本肯定不会多过再一次的全球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失，前提是我们能够有组织和经费采取必须做到的各种预防措施。

第六个借鉴：

我们必须敦促各国政府实现承诺，现在就做出回应。由世界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组成的G20，于2020年3月底承诺会对全球大流行采取行动，包括在「接下来几个月内」举行各国财政和卫生首长的联合会议，设立「一个全球性、有效性、持续性资金挹注及合作的平台，用以加速疫苖、诊断技术及治疗方法的开发及传送」。（原注11）在你阅读本书之际，这样的会议可能尚未发生，或者早已举行。不过全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这二十国里，因此承诺者很可能就是你们国家的政府。无论如何，参与者需要负起责任。请协助鞭策。

如果现在不要求这些人负起责任，我们可能会目睹在第七章看到的黑暗面。很多人有所不知，全球化社会快速增加的复杂性也提高了大灾难发生的风险。因此中国爆发的新型呼吸性病毒才会很快酿成全球大流行，以及为了减缓病毒蔓延而限制人际互动导致了惨痛的经济骨牌效应。

我们还检视了发生致死率更高的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并谈及人们普遍相信一种疾病在大流行后往往会变成轻症，但这样的想法不过是迷思。事实上，若不谨慎的话，新冠疫苖可能会让新冠病毒变得更厉害。我把病原演化和复杂系统放在一起检视，不仅因为两者都令人害怕，也因为两者结合起来会成为实际的威胁：严重的全球大流行会造成复杂的全球支持系统发生串联性失灵，尤其如果很多支持系统是由低收入者所支撑，而这些人受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影响将会变得更加弱势。

第七个借鉴：

经历新冠肺炎的重击之后，我们无法回到常态。正是那些常态导致此劫，若再不改变意味将有更多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状况可能更糟。我们必须采取第六章提及的预防措施：储备个人保护装备、设立疫苖生产厂、更多传染病监测及因应计画。不过重大疫病引发全球系统崩塌的可能性是我们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因为系统的复杂性正是风险不断提升的原因。

在管理全球系统时，我们必须理解复杂性的运作，并且利用这场大流行所造成的全球震撼，在不同供应链、经济体及治理结构之间建立起更松散的连结，减少效率、增加冗余、提升复原力，即使这不是成本最低的作法。如果各处有些连结断裂，复杂系统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机会，而非灾难：「创造性破坏」可能会让更具复原力的新模式出现，尤其如果我们依此进行重建。

本文选自商周出版《世纪病毒COVID-19：不该爆发的全球大流行病，以及如何防止下一场浩劫》一书